臣闻好兵，犹好色也。伤生之事非一，而好色者必死;贼民之事非一，而好兵者必亡：此理之必然者也。夫惟圣人之兵，皆出于不得已。故其胜也，享安全之福;其不胜也，必无意外之患。后世用兵，皆得已而不已。故其胜也，则变锛迟而祸大;其不胜也，则变速而祸小。是以圣人不计胜负之功，而深戒用兵之祸。何者?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; 内外骚动，殆于道路者，七十万家。内则府库空虚，外则百姓穷匮。饥寒逼迫，其次必有盗贼之忧;死伤愁怨，其终必致水旱之报。上则将帅拥众，有跋扈之心，下则士众久役，有溃叛之志。变故百出。皆由用兵。至于兴事首议之人，冥谪尤重，盖以平民无故缘兵而死，怨气充积;必有任其咎者。是以圣人畏之重之，非不得已，不敢用也。自古人主好动干戈，由败而亡者，不可胜数。臣今不敢复言，请为陛下言其胜者。秦始皇既平六国，复事胡、越，戌役之患，被于四海。虽拓地千里，远过三代，而坟土未干，天下怨叛。二世被害，子婴被擒，灭亡之酷，自古所未之有也!汉武帝承文、景富溢之余，首挑匈奴，兵连不解，逐使侵夺及于诸国，岁岁调发，所至成功。建元之间，兵祸始作，是时蚩尤旗出，长与天等。其春戾太子生，自是师行三十余年，死者无数。及巫蛊事起，京师流血，僵尸数万，太子父子皆败。故班固以为太子生长于兵，与之终始，帝虽悔悟自克，而没身之恨，已无及矣。隋文帝既下江南，继事夷狄，炀帝嗣位，此志不衰，皆能诛灭强国，威震万里。然而民怨盗起，亡不旋踵。唐太宗神武无敌，尤喜用兵，既已破灭突厥、高昌、吐谷浑等，犹且未厌，亲驾辽东，皆志在立功，非不得已而用。其后武氏之难，唐室陵迟，不绝如线，盖用兵之祸，物理难逃。不然，太宗仁圣宽厚，克己裕人，几至刑措，而一传之后，子孙涂炭，此岂为善之报也哉?由是观之，汉、唐用兵于宽仁之后，故胜而仅存： 秦、隋用兵于残暴之余，故胜而逐灭。臣读书至此，未尝不掩卷流涕，伤其计之过也。若使此四君者，方其用兵之初，随即败衄，惕然戒惧，知用兵之难，则祸败之兴，当不至此。不幸每举辄胜，故使狃于功利，虑患不深。臣故曰： 胜则变迟而祸大，不胜则变速而祸小，不可不察也!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，无意于兵，将士惰偷，兵革朽钝。元昊乘间窃发西鄙，延安、泾、原、麟、府之间，败者三四，所丧动以万计，而海内晏然，兵休事已，而民无怨言，国无遗患。何者? 天下臣庶知其无好兵之心，天地鬼神谅其有不得已之实故也。今陛下天锡勇智，意在富强。即位以来，缮甲治兵，伺候邻国。群臣窥见此旨，多言用兵。始也，弼臣执国命者，无忧深思远之心; 枢臣当国论者，无虑害持难之识; 在台谏之职者，无献替纳忠之议。从微至著，逐成厉阶。既而薛向为横山之谋，韩绛效深入之计，陈升之、吕公弼等阴与之协力，师徒丧败，财用耗屈。较之宝元、庆历之败，不及十一。然而天怒人怨，边兵背叛，京师骚然，陛下为之旰食者累月。何者? 用兵之端，陛下作之，是以吏士无怒敌之意，而不直陛下也。尚赖祖宗积累之厚，皇天保佑之深，故使兵出无功，感悟圣意。然浅见之士，方且以败为耻，力欲求胜，以称上心。于是王韶构祸于熙河，章惇造衅于横山，熊本发难于渝、泸，然此等皆戕杀已降，俘累老弱，因腹弊心，而取空虚无用之地，以为武功，使陛下受此虚名，而忽于实祸。勉强砥砺，奋于功名，故沈起、刘彝复发于安南，使十余万人暴露瘴毒，死者十之五六，道路之人毙于输送，赀粮器械不见敌而尽。以为用兵之意，必且少衰，而李宪之师，复出于洮州矣。今师徒克捷，锐气方盛，陛下喜于一胜，必有轻视四夷，陵侮敌国之意。天意难测，臣实畏之。且夫战胜之后，陛下可得而知者，凯旋捷奏，拜表称贺，赫然耳目之观耳。至于远方之民，肝脑涂于白刃，筋骨绝于馈饷，流离破产，鬻卖男女，薰眼折臂自经之状，陛下必不得而见也。慈父孝子孤臣寡妇之哭声，陛下必不得而闻也。比犹屠宰牛羊，刳脔鱼鳖，以为膳羞，食者甚美，死者甚苦。使陛下见其号呼于挺刃之下，宛转于刀几之间，虽八珍之美，必将投箸而不忍食。而况用人之命，以为耳目之观乎?且使陛下将卒精强、府库充实如秦、汉、隋、唐之君，既胜之后、祸乱方兴尚不可救，而况所任将吏罢软凡庸，较之古人万万不逮。而数年以来，公私窘乏： 内府累世之积，扫地无余;州郡征税之储，上供殆尽;百官廪俸，仅而能继;南郊赏给，久而未办。以此举动，虽有智者，无以善其后矣。且饥役之后，所在盗贼蜂起，京东、河北，尤不可言。若军事一兴，横敛随作，民穷而无告，其势不为大盗无以自全。边事方深，内患复起，则胜、广之形，将在于此。此老臣所以终夜不寐，临食而叹，至于恸哭而不能自止也。且臣闻之，凡举大事，必顺天心。天之所向，以之举事必成;天之所背，以之举事必败。盖天心向背之迹，见于灾祥丰歉之间。今自近岁日蚀星变，地震山崩，水旱疠疫连年不解，民死将半，天心之向背可以见矣。而陛下方且断然不顾，兴事不已。比如人子得过于父母，惟有恭顺静默，引咎自责，庶几可解;今乃纷然诘责奴婢，恣行楚，以此事亲，未有见赦于父母者。故臣愿陛下远览前世兴亡之迹，深察天心向背之理，绝意兵革之事，保疆睦邻，安静无为，固社稷长处之计，上以安二官朝夕之养，下以济四方亿兆之命，则臣虽老死沟壑，瞑目于地下矣!
昔汉祖破灭群雄，遂有天下; 光武百战百胜，祀汉配天。然至白登被围，则讲和亲之议; 西域请吏，则出谢绝之言。此二帝者，非不知兵也，盖经变既多，则虑患深远。今陛下深居九重，而轻议讨伐，老臣庸懦，私窃以为过矣。然而人臣纳说于君，因其既厌而止之，则易为力; 迎其方锐而折之，则难为功。凡有血气之伦，皆有好胜之意，方其气之盛也，虽布衣贱士有不可夺。自非智识特达度量过人，未有能于勇锐奋发之中舍己从人，惟义是听者也。今陛下盛气于用武，势不可回，臣非不知。而献言不已者，诚见陛下圣德宽大，听纳不疑，故不敢以众人好胜之常心，望于陛下。且意陛下他日亲见用兵之害，必将哀痛悔恨，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尝一言。臣亦将老且死，见先帝于地下，亦有以借口矣。惟陛下哀而察之!
曾有人以“文天理地经国手，锦章绣质济世才”来形容“出将入相”的诸葛亮的风采。此誉用到东坡身上，倒是更恰当不过。东坡以他取之于社会、现实、历史，用之于现实社会的务实济世的致用精神，策论“谏用兵”写得纵横雄伟，尽弃空言虚文，而辅之以清新流畅矫健的文笔，持之有据，言之成理，张驰疾徐中，韬略风云，潇酒笔端，全然是金戈铁马于帷幄，决胜千里在笔尖的气势。这篇“谏用兵”策论，引今证古，历叙前代“好胜之祸”，铺陈广辞，见解高卓，磅礴笔势，泱泱大观，是东坡众多策论中的豪华巨制。
东坡代谏用兵书的所代之人张方平，字汝道，南京人，官至太子太保，历任蜀地太守等职，和三苏挚交。苏轼因“乌台诗案”下狱，张公上表替轼说情，故苏轼终身敬重张公。此代谏用兵书起于张公因时臣李宪洮州小捷有功，担心神宗皇帝不顾国力疲软，骄矜用兵，以致祸福难卜，因而谏意顿起，借东坡高山大川的瀚笔，远见卓识的军政韬略，修书代谏皇上，力陈好战之祸弊，劝皇上慎重兵事。这篇“谏用兵书”被清人李扶九、黄仁蔽编纂的《古文笔法百篇》评为“盖以东坡之长江大河，而泻张公之湖海停蓄者也。”
全文开谏，以“臣闻好兵，犹好色也。伤生之事非一，而好色者必死; 贼民之事非一，而好兵者必亡。”一句起喻，谏声振聋发聩。“好”字一字，纲领全篇，极言圣人用兵原则，“不得已”而用，大忌“得已而不已”的骄矜用兵，好胜黩武。正反说明，“圣人不计胜负，而深戒用兵之祸”，文章干净利索架起谏纲，谏纲举则谏目张。
一句“何者?”接下，自问自答，极言统言好兵黩武的百害无一利。全段排句复句叠用，从“兴师十万，日费千金”的国库耗损，到“百姓穷匮，死伤愁怨”的民愤民怨，直至“将师拥众，有跋扈之心;士众久役，有溃叛之志”，天灾人祸，不期而至，“变故百出，皆由用兵”。故“圣人畏之重之，非不得已，不敢用也。”谏文高度概括了用兵的种种弊害，以猛警皇上的视听。
谏据一。抛却战败之祸不论，详言“战胜之祸”，以切谏旨。秦始皇一统六国后，“复事胡、越”，企图一统其他民族。然而连年征战，不事蓄养的秦军秦国，“拓地千里”，疲于应付，旋而在众叛亲离的内乱外患中，烟消云散。“灭亡之酷，自古所未之有也!”换句话说，如果当初秦始皇励精国民经济，调治生产，而疏淡穷兵征战，秦国怕不会那么快就走向黄泉之路。此“得已而不已”的好战之祸例之一。汉朝又如何呢?号称雄韬大略的汉武帝，倾“文景之治”积蓄的国力，“首挑匈奴，兵连不解，岁岁调发，所至成功。”然而，建元初年的兵祸，蚩尤部落的大军内举，烽火连天，汉朝只有招架溃退之功，凯旋长安已成一枕黄梁。“帝虽悔悟自克，而没身之恨，已无及矣”，一切都成了冰凉的幻梦。隋炀帝更不值一提，玩起才打下没几日的江山，象纨绔子弟玩骰子一样潇酒，赌桌上一掷，输赢听天由命。岂有不“亡不旋踵”好梦都难做圆就完蛋的道理?原以为有前车之鉴的大唐王朝会好一些，但是，开国皇帝唐太宗虽然“神武无敌，开创“贞观之治，”内治外征运筹自如，也在“武氏之难”唐玄宗之后，走向下坡路，难逃当年唐太宗用兵诸民族的复仇之祸。
由是观之，无论“汉、唐用兵于宽仁之后”，还是“秦、隋用兵于残暴之余”，不论慢灭速灭，皆因“狃于功利”，好大喜功，得意忘形，归于覆灭。所以胜后用兵“不可不察也!”
谏据一引古例印论“胜而好兵”的祸害，谏据二则应时势，劝谏安兵。“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，无意用兵，……”一段，反说不用兵之后果，“海内晏然，兵休事已，而民无怨言，国无遗患。”
苏轼统言两谏后，转入剖折神宗好兵之由来，“缮甲用兵，伺候邻国。”正因皇上有好兵之意，故群臣附和“多言用兵”，少有人劝阻。于是愈演愈烈，终于从“伺候邻国”发展成了诸将相极言用兵事，酿成战祸。一边是“天怒人怨，边兵背叛，京师骚然，”一边是“取空虚无用之地，以为武功，使陛下受此虚名，而忽于实祸。”沈、刘“安南”之征，半途军中病疫流行，未到战地，已人死大半，粮饷军械殆尽。千万不要以为李宪洮州斩朴兵小捷，一时“喜于一胜”而再发兵征战，否则后果难测，“臣实畏之”，张公、苏轼的一腔忠君之意，溢于纸上，直切“胜祸”之谏旨，大明“好兵”之弊害。
张公、苏轼一面以忠君之义力谏皇上慎用兵，一面以爱民之心，以战祸给百姓带来的苦难，以哀动神宗息战停火之心。苏轼的这段叙述，以齐宣王见牛将被宰之觳觫发抖作喻，言孟子仁术，希望仁宗仁心发现，偃旗息鼓。苏轼所叙百姓因战之若，触目惊心，谁人见了都轰然心动、不忍卒读。紧接此战祸下的“民不聊生”图后，苏轼又描绘了一幅“既胜之后”，内患隐祸犹在的画面：“内府累世之积，扫地无余;州郡征税之储，上供殆尽; 百官廪俸，仅而能继; 南郊赏给，久而未办。且饥役之后，所在盗贼蜂起，京东、河北，尤不可言。若军事一兴，横敛随作，民穷而无告”，必趋灭亡。烽火一起，这决非某人可以制动的。苏轼极言“好兵胜战”引起的人祸国患如此，转而进一步论述天心的向背，感应于人心的向背，“今自近岁日蚀星变，地震山崩，水旱疠疫连年不解，民死将半，天心之向背可以见矣。”迷信固然迷信，但苏轼的力谏之心，却昭然现出，感人至深。
苏轼在以史证之借鉴、时势之格局，从天、人、地全面详论“好兵”、“胜战”之弊害后，再回言汉高祖、汉光武“虑患深远”，按兵不动，而与友邦睦邻“和亲”“结盟”，不轻易动兵，反复言说，劝谏神宗纳谏而息偃征战。只“今陛下盛气于用武，势不可回，臣非不知。而献言不已者，诚见陛下圣德宽大，听纳不疑，故不敢以众人好胜之常心，望于陛下”两句，一抑一扬，苏轼老成用心之苦，绵延现出。而全文最后两句，则完全可见直把社稷作为身家性命的苏轼，精诚忠谏之文，止于老泪不绝的情景了。
谏书若用，东坡虽九死其犹未悔也。